徐氏源流

试谈中华徐氏需要一部什么样的《通谱》

2016-07-02 15:53:00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

 

  试谈中华徐氏需要一部什么样的《通谱》


                 天津 徐宝兴



  现在全国各地徐氏族人纂修的以《中华徐氏通谱》冠名的通谱已经不止一部,除了徐鸿章宗亲主编的这部,别的我还没有见过。我这里主要的不是想评议已经编成的,而是要说说多年来我所希望得到的《通谱》应该是什么样的。
  在正式谈论我所希望得到的《通谱》是什么样的之前,我想首先说一说应该怎样评价徐鸿章宗亲主编的《中华徐氏通谱》的问题:
    我认为对于徐鸿章主编的《中华徐氏通谱》的评价编纂者和读者都要一分为二。
  徐鸿章宗亲以古稀之年,拖着病弱的身体且搭上自家的金钱,东奔西走,南巡北访,终于编纂出我们现在见到的这部《中华徐氏通谱》,为纂写全国徐氏通谱作出了重要贡献。  
  《通谱》初步理清了一批徐氏世系,为宗亲寻根提供了有益的线索;解决了徐氏宗谱中许多久存争议的问题,特别是搜集和披露了大量的徐氏牒谱,让广大徐氏宗亲续修家谱有了可供考证的依据。所以该肯定的必须充分肯定.尤其是鸿章的辛劳不可泯灭。
  但是作为主编对于《通谱》中的瑕疵乃至错误,也必须承担领导责任,并想方设法加以弥补,我个人认为现在的这份《通谱》应该称为“第二征求意见稿”,因为它需要修改和纠正的地方太多了;需要研究和的考证的问题比比皆是;在通谱中不能自圆其说,让人莫衷一是之处举不胜举.远不是一份勘误表可以解决问题的。我们这些作为读者的族人,要多一份宽容,不要全盘否定修纂人员的功绩,而是要积极的为鸿章他们出谋划策,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建议鸿章宗亲一定不要急于求成,因为《通谱》中存在的问题是需要组织足够的有相当水平的人力,并有充足的时间才可能完成的.我等待集全国徐氏宗谱之大成的全新的、高水平的、禁得起子孙后代推敲的徐氏传世瑰宝《中华徐氏通谱》为我徐氏增辉!
    下面我要说的有些是涉及这部通谱的一些内容,更多的例证却是来自其他徐氏宗谱。我所想得到的徐氏通谱,应该是这样的:
  第一、必须是没有明显挂靠名人的。
  据估计,现在存世的徐氏宗谱不下数千部,数量是够多的,而所记载的世系也是够乱的。但世系齐全的并不占多数,尤其是不挂靠名人的,严格的说是绝对稀少。这样说绝不是耸人听闻,而是有充分的根据。
  一、徐氏的先代世系的国君阶段,基本上是44代单传,绝对不会是真的。那么多代的国君不仅不会都生一个儿子,或只有一个儿子留下后代。一国之君生三五个儿子都是少的,,生十几个也不算太多。可是他们的后裔怎么都不见了呢?我以为他们的大多数都以君为父了。所以,现在所有族谱上都记载着的44代国君,不是绝大多数徐氏族人的血缘祖先,尽管都说他们44代先人是自己的祖宗,祖祖辈辈顶礼膜拜,谁也不会有所怀疑,而且还要子子孙孙的继续祭拜下去。这也是一种“挂靠”,而且是徐氏宗谱挂靠之源。
  其实44代国君章禹以后一直到汉魏,甚至到了南北朝,流传下来的世系分支也很少,也只是一小部分现代徐氏族人的祖先。
  我们的国君阶段并不是只有一个全部是国君的前44代世系,现在多数徐氏宗谱中的前44代世系源于南北朝时的王僧如记载整理的《百家谱》,以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历代大多数徐氏族人一直把这44代国君当做自己的祖宗。但是还有一个或几个并存的前44代世系,那就是若木、征国以下不是国君,到了32世也是偃王诞、宝宗,以下又不是国君,到了44世也是章禹,在这样的世系中偃王和章禹又有了一个或几个父亲,这样的世系说明了什么?可能是他们的先人在修谱时挂靠了两位最有名的国君,开了挂靠名人的先河。我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有这样的世系并存,是我徐氏族人的耻辱,这样的世系不能放入《通谱》中,除非他们同意把这种挂靠删除。
  二、对于国君的挂靠以及对章禹以后至秦汉祖先的挂靠是一种无奈,因为世代口耳相传就那么一份祖宗世系,虽然也称挂靠,但与秦汉以后的挂靠名人根本不同,秦汉以后的挂靠名人是为了显示自己是名门之后,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以及以此“名门望族之后”博取功名利禄。
  把自家的世系中嵌入一两位名人的徐氏宗谱数量不小,更可气的是拉来一群历史名人,还为人家排了辈分,而不管他们生活在什么年代,什么地方,属于哪个支派……我觉得我们徐氏需要的《通谱》必须把被挂靠的名人送回他们自己支派的世系之中,不要让他们继续为他人作儿子,为他人作父亲。
  三、现在有族人说:徐孺子后裔占现有徐姓族人总数的一半以上。徐孺子(97-168),生活于东汉时代,当时徐姓人口恐怕不止三、五万,假定为一万,这一万人的繁衍能力还不抵孺子一人,这又是一个“天方夜谭”!这样说的人不少,因为自称是孺子后代的人太多了,且都有他们各自的家谱为证。说某某支,某某支……都是他们支派的分支,而这些分支的族人并不承认,就是承认的支派也多数可以证明属于挂靠。比如:65世安仁公生二子,丰和霸,丰为北祖、霸为南祖,而在不同支派孺子竟然既属南祖后裔,又属北祖后裔;而孺子的世序有67,72,78,甚至90世以上……这能够让人相信吗?这是挂靠挂出来的奇闻,我们的《通谱》不该干净利落的让我们的高士退出不属于他子孙的世系吗?徐鸿章的通谱就这样作了,(当然做的还不完全)这样作,可能有些族人一时想不通,而最后必定会想通。比如自称高士后裔的族人徐明柳宗亲,他也是唐宰相商公后裔,与我共祖,却因为他所在支派俭师以下,超(误为述)公以上嵌入了稚、胤父子两代,而成了孺子后裔,超公以下的这个庞大族群就成了说“徐姓一半是孺子后裔”的依据来源之一了。
  四、在鸿章主编的通谱中有五支谱牒共六处的世系中有我的祖先节孝公徐积(有的积字为绩,但简叙基本相同),分别在第72页、第190页、第205页、第657页、678页(此页有两处),而徐积的世序分别是96世、104世、167世、100世、第101世、第95世,哪一个是对的?通谱的编辑这样的不辨正误,是绝对难以让人接受的。我们的徐氏族人能够把这样的家谱传给后世吗?在这里我还要举出第687页简述说:积公妻李氏,生于熙宁4年,即1071年,当时积公74岁,这个李氏在积公去世时年仅三岁。真让人啼笑皆非……
  五、谱中挂靠的名人孺子当属第一,其次是孝穆公徐陵及其父徐�ぃ�以及徐勉、徐有功、徐懋功、徐韬、徐庶,徐干、徐铉、徐伟、徐积、徐达等等,几乎所有的历史名人都成了挂靠的对象,这种挂靠为了给本族充门面的可能是少数,多数是自己不知先代世系,是照抄别人的,所以族人应该谅解。但发现错了,发现自己的家谱挂靠了名人,就应该认真的纠正,这样才算对子孙后代负责。既然老祖宗纂修时出了错,后代是有义务和责任为祖宗纠错的。这不是否定老祖宗,恰恰相反,而是弘扬老祖宗”敬宗、收族”良苦用心的贤孝之举。
    六、校正各支派挂靠世系需要摆出历史记载和为绝大多数族人认可的名人世系,让不愿校正自己支派挂靠名人的宗亲无言以对。一个人只能有一个生身之父,像徐孺子公,在很多挂靠的宗谱中不仅有相差悬殊的多种世序,即辈分,还有着多个父亲,这,像话吗?这样漏洞百出的宗谱,为什么还坚持不予改正呢?坚持不改的族人,可能缺乏历史知识,要耐心的给他们补一补历史课,我相信,当他们知道了自己所维护的宗谱,是存在误传时,他们会高兴的接受的!关键是耐心。要告诉族人:各支派的记事和祖宗世系是不容后人编造的,而挂靠名人,把别人的祖宗当成自己的祖宗,是“不智”的举动,应该是令人感到羞耻的事。祖宗不可选择,且不可明知是别人祖宗,还要嵌入自己的世序中,这对被我们挂靠的名人,也是不公平的。徐鸿章宗亲主编的《中华徐氏通谱》,其功绩之一就是在徐孺子是南宗后裔,还是北宗这个问题上,旗帜鲜明的认定:徐孺子属于南宗,已经把被拉入北宗的孺子请回属于他的南宗世系。使大批北宗支派回归到北宗丰公名下。
    (注:说”没有明显挂靠”是指没有让人很容易断定的挂靠。)
  第二、必须是改正了误抄、误记的:误抄误记在所难免,这种错误绝不会是出于纂修者的本意。如果你家的宗谱出现了这种情况,千万不要固执,一定要坚决改正。误抄和误记有下面几种情况:
  一、看不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把平行排列,看成连续排列,如:江西乐平庞公桥宗谱,以及福建洋堡宗谱、湖北英山宗谱中,把同为83世绲(按:此字错记为统)之子的君敷和君宾(按:此字误记为实)把同胞兄弟排列成君宾为君敷的八世孙,实际上是多加了君敷的七代祖孙。这个错不算小,硬是让这三支的族人小了七辈,如果再加上挂靠的稚、胤父子,则多加了九代。这三支的宗谱可能有一支先抄错,另两支则是照抄。这本来是很容易发现的错误,可是却无人质疑,一直到了近年才在一部徐氏文化的书中披露出来。
  二、是传抄中个别字的音、形误判,前面列举的”宾”字,繁体为”�e”与繁体的”��”字,字型极为接近,抄写中误认为是’��”字,情有可原,改了就好。再有”统”字与”绲”字,也是如此。
  在章禹失国后的世系中也有音形相近的字,如:49世觐,有的谱记为”观”的繁体”�^”,现在无法判别哪一个是对的,只好把这两个字中的一个加括号列在前一个之后,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三、随着大批带有铭文的徐国青铜器出土,很多徐国国君的名字摆在了我们徐氏族人的面前。这些名字有的已经被专家解读,并取得一致意见。据孔令远的博士论文《徐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披露大约有15位徐国国君和7位太子的名字,其中有的与我们的44代国君的名字同音;断代与我们的国君在位时间也基本相符。我们的通谱编纂应该下大力量寻求专家帮助,把已经出土的青铜器上的徐国国君解读清楚,再加上青铜器的断代,把这些名字加入到前44代国君行列中(在青铜器的名字后面加注原来用的名字)。
  下面我想举两个例子:在前44代先祖中42世为强,有的记为详,可能都不对:在郭沫若《两周金文大系图录考释》中说有徐王,名季粮春秋中期人,继王位约在鲁僖公时期,,当时的徐国国君应该是42世强,如果把季粮二字快读,不是很像”强’字的发音吗?所以我建议有关专家认真研究一下,,让徐国的青铜器作证:我们前44世国君的名讳,不是后人胡编乱造的!还有43世国君亘,也有一件青铜器证明,那就是罗振玉在《三代吉金文存》一,  五二, 二上说:”�W儿钟”铭文记载徐王庚,春秋中期人,未继位时称庚儿约在鲁宣公至鲁成公时即王位,其子名�W儿。依此这位国君应是43世亘,与”庚”字读音极为接近,甚至可能是可以互假的,如果经过专家论证肯定,我们就可以把44世的亘改为庚,不是又增加了我44代祖讳的可信性吗!
  第三、对祖先的行实描述要有根据,不是胡编乱造的:无根据的编造祖先的功名、官职、事迹,甚至生卒年月的宗谱不在少数。其实这是对祖宗的一种亵渎,也是对子孙后代的一种欺骗,是对宗谱的神圣地位的严重贬低。还有的谱中胡造所生子嗣个数,胡编配偶姓氏,不一而足。
  一、我们都知道66世北祖丰公,他的官职是汉司空掾(读音为yuan去声),掾者,长官之下属也,(非房椽之椽字)而有的谱记为:”椽丰,汉司空”,一下子由一个司空的属员变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宰辅级的高官,留下千古笑料。
  二、有一个自称是节孝公徐积后裔的支派,对徐积的行实是这样记述的:”宋末进士徐鹿卿……成为广东徐氏始祖。迨传至徐积,字仲车,宋朝举人,授楚州教谕,谥节孝先生,自宋仕粤广州府新会,为新会始祖。”这份记述,除了名与字之外,全部都是错的:1、徐积的父亲不是徐鹿卿,而是徐石。2、徐积没有中过举人,而是中过进士。3、徐积没有授过楚州教谕,而是以不同的官衔,特充楚州州学教授。4、徐积谥号为节孝处士,人称节孝先生是与担任了30多年楚州州学教授有关。5、徐积除了3-18岁随母至陕西外祖家生活之外,一生都不曾离开楚州淮安,怎么会到了新会,又怎么会成了新会徐氏始祖?这个支派的宗谱不仅是挂靠了名人徐积,还臆造了徐积的行实,真让人难于理解。6、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说徐积之父的徐鹿卿竟是宋末进士,而徐积则是北宋中后期进士!
  三、又有那么一部宗谱,世系齐全(甚至还多出了十来代),且配偶姓氏齐全,多数都是肯定的说”生一子”,明明多数人都知道很多先人有几个儿子,他说“生一子”只能说他的纂修者是凭空杜撰;而我们能够把这样的支谱列入通谱吗?有的谱可称集挂靠、误抄误记和胡编乱造于一身,现在有了可以参照的资料了,要帮他们认真较正才是。
  历史上形成的世系是有历史原因的,要推翻不会没有阻力,可以等手里有家谱的宗亲自己弄明白错在哪里,由自己动手校正;但要上《通谱》,就必须在修正以后方可。对于有确切历史记载的则一定要按历史记载改正,绝不能让一位名人分属几个互不相干的支派,比如我102世祖徐积,他是历史上有名的“节孝先生”,他的著作《节孝集》《节孝语录》收入了《四库全书》,清末学者段朝端依《节孝集》中的《行状》及诗文,集录了徐积的一生事迹,写出了《宋徐节孝先生年谱》一书。
  凡是与年谱记载相悖的都应该进行认真修改,比如一些自称节孝后裔的宗谱中节孝公之子的名字几乎全部与《宋徐节孝先生年谱》所列的五个儿子名字不同。现在这些支派就应该以此校正。我相信如果某一支派确是积公后裔,他们一定会高兴的修改的。如绮山徐氏支派是一个有名的大支派,他们曾多次修谱,其中民国年间续修的宗谱印制之精美实属罕见。他们也是节孝公后裔,但其始迁祖三思公以前的世系不详,当时修谱只能挂靠或照抄别人的宗谱世系。去年知道了自己的支派与江阴周庄同宗,又在同为节孝后裔的术佳和我的帮助下,确认了绮山徐氏是淮楚徐氏节孝公之后,绮山的徐竞荣宗亲随之修改了传世几百年的《绮山徐氏宗谱》,间隔了近千年才认祖归宗。
  至于本来就属挂靠的支派,看了历史上确切的记载,也应该随之改正,起码把我们的先祖积公的名字及积公父亲徐石的名字抹去,用失讳的符号代替,不要像文天祥说的:“妄亲他人之祖为己祖,是为不智,弃己祖于不顾是为不仁”,我相信我们的宗亲决不会愿意成为不仁、不智之人的。
  第四、《通谱》必须做到让有可能寻到根的徐氏支派顺利找到自己的门派。
  我这里说有可能寻到根的支派,不说全部要寻根的支派是因为很多支派不知道自己是哪门、哪派,不知道从何地迁徙到现在的所居地,他们怎么会在通谱里面找到自己的根呢?故我斗胆断言:在3000万徐氏宗亲中有很多支派永远也不会找到他们始迁祖以上的祖宗世系,修一部自始迁祖起的宗谱是明智的。有的支派能够提供一些线索的倒是有可能逐级寻求,最终能够找到。
  第五、必须确立《中华徐氏通谱》的权威地位。
  中华徐氏出现4000多年来,还从没有过一部权威的全族共尊的通谱,要修好这样的一部通谱绝非易事,鸿章宗亲的通谱开了一个好头,全家族都有帮助他进一步完善的义务!
  要想《通谱》取得权威地位,还要下一番对自己的作品砍削、修琢的功夫,要敢于否定自己作品中的缺陷,甚至谬误,最后让族人心悦诚服,成为族人家中收藏的至宝。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在溯源上必须依据历史舍弃存有争议的议题:溯源到传说中的黄帝是各姓氏的通病,各姓氏均以自己是黄帝后裔为荣,我们徐氏属东夷少昊后裔,为了与黄帝挂上钩,把据说是黄帝的孙子颛顼拉来以外公身份当我们的祖宗,而在我们的部分宗谱上又直接称伯益是黄帝的六世孙、九世孙。现在对于黄帝作为个人是否存在?在什么年代存在?在史学界都无定论的情况下,你在你的家谱上写下那些传说,甚至是神话传说还有什么意义吗?从赵宝沟遗址到红山遗址,据说都是黄帝族的文化遗存,一直延续了两三千年。红山文化断代为-3500― -4000年,距伯益助禹治水的-2100年前后,有1500-2000年的时间间隔,你还能说伯益是黄帝的六世或九世孙吗?我们的东夷族与华夏族并不是同一族属,“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是指中华民族公认的人文初祖,并非血缘之祖。这一点必须清醒,所以溯源到黄帝之说必须坚决舍弃。
  二、在徐氏溯源上要避免不能自圆其说的臆断:徐氏是有4000年以上历史的古老姓氏赢姓的后裔,伯益以上的前世系,是久存争议的,总的是依据传说,比如;皋陶与伯益的亲缘关系就一直在争,就算确是父子,也不是尧舜时期的皋陶和伯益,而是作为两个部落的首领,伯益部落是从皋陶部落分出的子部落。经过了几百上千年,到了尧舜时期,他们只是近亲,谁的辈分大些,还不一定。我这样说的依据是,《尚书》《史记》绝口不谈他们的父子关系,应该是有原因的。再有郭沫若引《左传・文公五年》说:”皋陶的后裔有英氏、六、蓼和群舒,当六和蓼灭亡的时候,有人曾说:皋陶、庭坚不嗣,……哀哉!”证明伯益不是皋陶之子,如果是的话,何谈皋陶绝嗣了呢?郭沫若在考证他们的关系时说:伯益和皋陶可能是近亲。现在如果要说他们的近亲关系,也必须按传说对待,最好不要说的那么肯定。
  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自称也是伯益之后的一些姓氏的前世系中大业并不是皋陶,如李氏的前世系大业是皋陶的外祖父,女华是皋陶之母;而裴姓的前世系大费是皋陶之父,伯益是皋陶之子。就是在徐氏宗谱中前世系也并不一致(详见附录:《皋陶与伯益的亲缘关系考辨》一文)
  至于在族源上对少昊的叙述不能写什么在位84年,少昊作为一个时代,经历的时间要长的多。第一代少昊比当天子的少昊要早不只是几百年。后人排出的夏代以前的帝王世系是不可靠的,一个个以部落或部族或部落联盟首领命名的时代,有的达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怎么能够浓缩成一个人呢?。写了上述这些,无非是劝告族人在撰述族史时,不要把那些后人杜撰的故事、杂记当成真的历史,而底气十足,以免后代儿孙笑话他们的祖宗过于幼稚。总之我们的《通谱》必须成为全族各支派修谱的依据,和校正旧谱的依据。要告诉有挂靠名人家谱的支派,挂靠名人,是一个家族的不智,而不是光彩。文天祥说:”不智,不仁”的名言要让所有族人牢记不忘!
  三、不要把《通谱》变成为家谱资料集和变相加入广告内容。
  1、尽量多的录入各支派的宗谱是没错的,但见谱就录入,确实又是不可取的。重复录入某一个家族的,更应避免。全族的通谱,千万不要录偏了。至于那些“待接世系”占了200页,太多了,这些世系可能永远也不会接续到上一级世系。可以另出一份资料集,让有兴趣的族人研究,谱上可以登一个目录,以备查考。
  2、特别不要在谱上刊载与谱无关的照片和在族人名字前冠以企业名称和官衔,为他们作广告。族人对修谱给予赞助是应该的,也是应该受到赞扬的。但把他们的照片登在徐氏族人神圣的祖宗谍谱上则太过分了,纂修人忽略了很多家族每逢清明或春节都要把家谱摆在桌上,烧香祭拜的!这样的家谱还有资格承受族人的参拜吗?希望家谱的纂修者们认真考虑。
  3、一部宗谱不仅要内容翔实,言而有据,世系真实,还要讲究文采。修这样的一部通谱应该请几位我们徐氏的秀才专门为文字把关,让读我们通谱的当代的和后代的族人喜欢、赞美和引以为荣,切记不要��里��嗦,能用一个字的就不用两个字,要精炼,简约,让读谱的人读你的文章,爱不释手!
  4、大幅度的删减待接世系,也要大幅度地删减留存世系,我以为留存世系应该是有资料价值的,而不是无来由的,查不出来源的谱牒。(特别是不能录入与其他谱牒唱对台戏的谱谍),这样的谱牒在民间多得是,还是不要为此加大通谱的篇幅,而应该和待接世系一样,编入家谱资料集,供有兴趣的族人查阅。
  5、有删就要有增,我以为我们的通谱必须全文录入廿四史中的及近代的名人列传,不要仅编简历;徐国的青铜器是国之瑰宝,要有图片,有铭文介绍,让我徐氏族人亲身感受徐氏祖宗的高度文明,并为有这样的祖先感到自豪,激励徐氏族人的雄心壮志!